我命由我不由天－在北京大學極忠講座講授

維生首席．發佈日期：2006/05/26

　　非常高興從今天起，每年有二次以極忠講座作為平台，在北大的校園裡做有關科學、哲學、宗教的對話。

　　首先要感謝北京大學哲學系所能夠接受我的建議設立極忠講座，這既是我長期的心願，同時也是我父親沒有完成的心願，剛才趙敦華主任已經介紹過了我的父親李玉階，他的學名是李鼎年，當一九一九年五四的時代，他只有十九歲，是上海吳淞中國公學二年級的學生，五四運動在北大校園啟動，這個偉大的世紀啟蒙運動，立刻得到上海青年學生們的響應，並結合了上海工人罷工、商人罷市，使得五四運動得到豐滿的成果，當時他老人家就有一個心願，希望有機會能到北大來。

　　為了方便了解，允許我稱我家嚴的道號涵靜老人，做為對他老人家介紹的尊稱，我的父親涵靜老人一生愛好民主、自由，愛中華民族，更愛中華民族的文化，一生反對暴力，反對戰爭，追求和平，追求人間的大愛，一生從沒有鬆懈過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

　　我們都曉得五四啟蒙二個精神，一個精神是民主，一個精神是科學，涵靜老人在民主的貢獻，在新聞自由、民主自由的貢獻在台灣地區得到多數人的肯定，胡適先生曾經在一次台北聚會說：我對在台灣從事新聞自由、追求民主自由的老朋友們感到驕傲，尤其是雷震先生的自由中國、李玉階先生的自立晚報與李萬居先生的公論報，三位老友在新聞報業的成果，讓我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們感到驕傲。

　　但是也有很多五四同志與好友對涵靜老人在台灣新聞自由所做的努力給予肯定外，卻對他長期研究宗教哲學，尤其是研究丹學道家的部分，有異議地說：你在科學上是退步的，你偏離了五四的精神。涵靜老人就回應著說：我在科學上貢獻是實踐的，我們都一起走過來的，你們大家回想當年的李鼎年，身體的健康是虛弱，很可能不超過廿五歲或三十歲就死了，現在我活生生的在這裡，已經超過八十歲了，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證明，我以中國傳統丹學道家完成了實驗的生命科學，丹學道家是中國的生命科學，我用我的肉體做為實驗室。他老人家當時提出生命科學還不是顯學，涵靜老人就說：我一生以五四啟蒙運動的民主、科學做為我的立身、行道的原則。涵靜老人用一生來實踐兩個精神，尤其在生命科學上是傑出的、豐富的。

　　涵靜老人在九十五歲證道時，留下「中華一家」四個字給他的家人與弟子。涵靜老人以中華傳統文化做為一生奮鬥的目標，中華歷史文化是王道的精神，反對一切惟利、惟力的主義，涵靜老人認為未來的世界一定要將以權力、利益的中心轉為以中華文化的和平、和諧為中心，所以在證道時留下「中華一家」這四個字，做為後進者奮鬥的目標，也是他老人家建立極忠文教基金會的精神。

　　極忠文教基金會以推動兩岸的中華文化交流、合作為宗旨，以研究生命哲學、生命科學做為努力的方向，十六年來，極忠文教基金會在兩岸之間從來沒有停止過在這方面應盡的心力，我們與中國社科院國際宗教所從九０年開始，每逢雙年會邀請台灣對宗教、文化研究的學人到大陸來做學術交流，每逢單年，則邀請大陸學人到台灣進行中華文化、宗教哲學的對話，今年為二００六年是雙年，我們與中國社科院定於七月四日在哈爾濱舉行在大陸地區第八次宗教、哲學、文化的交流對話。

　　今天，我可以肯定的向北大人保證：極忠講座一定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兩次，在北大校園裡，對宗教哲學、中華傳統歷史文化提供學術的平台，為中華歷史文化奉獻出兩岸知識份子共同的心力，為中華傳統歷史文化奮鬥到底。

　　然後我要介紹自己，我出生在一九二六年，我們這一代真是中國知識份子苦難的一代，從北洋軍閥開始，到八年抗戰，然後兩岸中斷對立，一直到現在兩岸的交流，我們是在風雨中成長的一代，我沒有小學文憑，沒有初中文憑，沒有高中文憑，以同等學歷考取高中，在高中讀了一年，再以同等學歷考取當時在貴陽我的母校上海大夏大學，也就是現在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我是讀中國文學，讀大學的時候正是抗戰末期，我從那時開始，一面工作，一面讀書，參與新聞工作，一直到戰爭結束，我沒有大學文憑，因為我在新聞界工作，去了台灣，不過我現在奔走世界各地為涵靜老人的理想在奮鬥。我有十八年新聞工作的經驗，在台北淡江大學教了三十六年的書，前一階段的研究領域是國際關係，後一個階段就進入到戰略的研究，以大戰略、政治戰略做為研究中心、研究領域，我的專長是政治戰略的研究，我在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時，我們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學人共同期許，我們要建立以中國文化的戰略研究的精神與方法，因為我們肯定：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而戰略最基本的精神就是「長治久安」，難道中國的五千年中沒有「長治久安」的歷史嗎？如果有，那就有戰略，我開始進入的政治戰略研究，而且是以我研究中國文學的基礎來補強了政治戰略的研究，我的政治戰略研究是以中華文化做為中心。

　　更要感謝我的父親涵靜老人對我的思想啟示，他老人家一貫認為中國人沒有接受過中華文化的薰陶和啟迪，沒有讀過中國古聖先賢所傳承的道理，就沒有資格做一個中國人，更沒有資格做一個中國的知識份子，我在他老人家這樣的精神的感召下，在中華文化方面用了更多時間研究，也因為有這樣的基礎，所以在中國政治戰略的研究領域裡，開啟了另一扇大門，看到更廣闊天地。

　　我今天所講的主題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涵靜老人對這個主題曾經有過二場學術演講，第一場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日本東京虎門霞山會館，應日本產經大學的邀請，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做了公開的演講，以「命運」與「生命」這二個主題做為中心，第二場是在一九八七年九月廿三日在美國洛杉磯的公開學術演講，主題是「生命」與「天命」。

　　今天我追隨他老人家，以涵靜老人的精神來講「我命由我不由天」，是以「天命」、「生命」與「運命」做為主題，我願意以馮友蘭先生所提出的：在中華文化上除了「照著講」之外，還應該「接著講」。我同樣以中華文化的倫理精神，除了照著講之外，還要接著講，以我個人的了解，補充闡述涵靜老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新精神。

　　首先要講「我命由我不由天」這個題目，《抱朴子》說：「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另外呂純陽在「修行啟蒙」也說：「我命從來本自然，果然由我不由天」。都是丹學道家的精神。但是涵靜老人提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則是以中國傳統歷史文化進一步向全世界推出向天奮鬥的精神。

　　對「運命」之說，東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都有一種觀念，將人的命運定成「定命論」，一切都是命中註定，在中華傳統文化特別是說人受到五行的影響，受五行生剋而影響命運，我用二個小故事來說明這種觀念：

　　清代乾隆皇帝喜歡私下訪問，一次在揚州的茶館裡，遇到了二位年青人，就坐在一起喝茶，談得非常愉快的時候，互問：今年幾歲了？結果三人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於是乾隆皇帝回去就問了一位大學士，他說：三個人既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我做了皇帝，一個是教書的，另一個是戲子，為什麼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卻有不同的命運？結果這一位大學士說：跟雞叫的聲音有關，第一聲雞叫時生的人做皇帝，第二聲雞叫時生的人是教書的，做孩子王，第三聲雞叫時生的人是戲子，只能在戲台上扮皇帝。

　　請問：就以中國為例，有十三億以上的人口，相信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的人絕對不會少，難道他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嗎？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農村社會的中國人很喜歡看農民曆，做事都要先查看農民曆才做，有一位教書先生做任何事也都先要查看農民曆，一天正教書的時候，家人來報喪，他痛哭失聲地往外走，準備回家，有學生就提醒先生說：老師！你還沒有看農民曆呢！老師馬上拿農民曆來看，「不宜出門」，於是另外一位學生說：翻牆過去，翻牆不是出門。結果牆倒了，老師說：先拿農民曆來看。農民曆上寫著「不宜動土」。

　　從這二個小故事都標示著定命論，但是涵靜老人認為命運除了定命論、宿命論之外，還有造命論，「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造命論。我用一個簡單的觀念請在座的年青朋友共同來思考，大家想一想，在四年前，你們經過一番激烈的競爭來到了北大校園，現在有人就要畢業了，當出去校園會看到一個什麼樣的景象呢？在你們眼前有一個大碗，大碗上下爬滿著各個大學剛畢業的人，四年中你祗取得了搶飯碗的資格，各個校門出來的人都奔向大碗上去搶，競爭更激烈了。如果你繞過這個大飯碗之後，你就可以看到另一個小飯碗，那就是再投資，再投資就是深造，當你再深造的時候，你不需要與那麼多人去搶那個大飯碗，你有選擇飯碗的資格了。這還是被動的，最好是你自己去造一個飯碗，自己造了飯碗之後，不僅不用去搶飯碗，也不用別人送飯碗，因為你造了這個飯碗會解決更多的人的飯碗問題，這應該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造命觀念。

　　用這樣的觀念來說明命運不是一成不變的，就看你自己如何掌握命運？命運是掌握在每一個人自己的手上。我一直認為做為一個知識份子最可恥、最可悲的事，就是自己否定了自己。從宿命論的觀念來講命運，就是自己否定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對命運是主張造命論，造命論本來是中華文化傳統最重要的一部分，《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有解釋說是：孔子不說利、命與仁。我認為應該詮釋成孔子不要大家把利做為「命」的全部，更不要把利做為人生的最高價值。這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精神，這是造命論，涵靜老人在台灣的弟子們都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造命論做為生活的奮鬥目標。

　　涵靜老人一生服膺三種奮鬥，第一種奮鬥是向自己奮鬥，第二種奮鬥是向自然奮鬥，第三種奮鬥是向天奮鬥，一個人在起步的時候，不能向自己奮鬥，不能把握自己，永遠不會突破、成功，永遠只是紅塵浮沉隨波逐流而已。第二步是要向自然奮鬥，一個人首先突破自己的內心，接著要突破外在物質的牽引，要向自然奮鬥，最後是向天奮鬥，向天奮鬥就是天人合一。涵靜老人主張的造命論是要先突破自己，向自己奮鬥，我們常常說一個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凡是能夠突破自我的人必定可以造命。

　　所謂「運命」，先秦文化是以十天做標準，十天稱之為旬日，也稱之為「運日」，在這十天之中面對現實人生，吉凶的變化則來自於「運」，一旬以後的十天稱之為「來日」，人先要面對當前變化的「運日」，能夠造命，才能開創輝煌的「來日」，這就是我們想要有一個什麼樣的明天，就決定在今天你所做造命的奮鬥。

　　所謂「生命」，涵靜老人的宗教哲學是以人為本的，涵靜老人告訴我們：天，亦就是　上帝，交付給所有的生命體有三個不可剝奪與放棄的權利：

　　第一是普遍平等的生命尊嚴。涵靜老人認為：宇宙間一切有形、無形、有情、無情都是生命，動、植、礦物都有生命，人類只是宇宙生命的一部分。我記得南宋詞人辛棄疾先生有一首詞說：我看青山多嫵媚，青山看我亦若是。我們以活潑潑的生命看青山，充滿了生命的嫵媚，如若山也有生命，山也可能在看我們，也一樣地充滿著生命的嫵媚，涵靜老人認為：宇宙間所有的生命體在　上帝眼中一律平等，都有生命的尊嚴。

　　第二是共存同榮的生存和諧。生命與生命都應在生存的空間裡和諧相處，生命體與生命體均應和諧地同存共榮，今天人類惟我獨尊地破壞與剝奪了非人類生命體的自然生存空間，使得生命失卻了共存同榮的生存和諧，人類應該反省、悔過。

　　第三是自由選擇的生活幸福。生活的幸福是自己的選擇，有人覺得銀行存款的數字增加了就很高興，有人覺得有可以充分發揮空間就幸福了，有人認為要每餐大魚大肉才會快樂，有人認為平平淡淡又平平安安的生活，就是人生最美滿的，都是自己的選擇，生命的幸福的價值來自於自己的選擇。

　　台灣有一句諺語：「一枝草，一滴露。」一枝草雖然很渺小，但　上帝都賦予給它一滴露水，以保護它的生命。「一枝草，一滴露」代表普遍平等的生命尊嚴，代表共存同榮的生存和諧，也代表自由選擇的生活幸福，誰也不能剝奪。根據老子的說法，天道的基本法則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老子更以「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指出人的尊嚴與地位，這是人本的思想，中華傳統文化是以人本做為中心，先秦的儒家與道家開啟了人本的思想，這是對人的生命的尊重。

　　最後談談「天命」，天命是中國古典宗教的觀念，是建立在天「授」與人「受」的天人關係上，尤其是人間的權力與利益。人從天所接受最高的天命，今天的人應該重新正確地認識天命。清末學者焦循說：

　　聖人以己之命聽諸天，以天下蒼生之命任諸己。

　　這應是現代人所重新認識的天命！也是涵靜老人對天命的看法，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給了天，而把天下蒼生的生命任諸于己，由自己來承擔，這是涵靜老人一生「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奮鬥精神的基礎。因為，他老人家認為：天命是來自承擔。涵靜老人是以和平、自由為一己所承擔的天命。書經說「天命靡常」，天命會變易的，就看你能承擔多少。涵靜老人指出每一個人到人間來都帶著天命，是「各領天命，各了天命」，這個觀念完全符合《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天命落在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本心裡，就是天性，每個人最有志趣、最有抱負的部分那就是你的天命，只要朝著志趣去發展，可以發展出一片燦爛的天地，每個人都有天命，是　上帝賦予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這樣的天命觀是「聖凡平等」，聖人與凡人本來平等，聖人有聖人的天命，凡人也有凡人的天命，大機器要靠小螺絲釘來組合的，因為人世間是多元的，所以每一個人在人世間所完成的大大小小的事功，都是　上帝所交付的天命。

　　我的父親涵靜老人所講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從「天命、生命、運命」接著講，因為我認為：天命是創造的力量，生命是繼承的力量，運命是追隨的力量。我認為「和平、和諧，自由、開放」是兩岸中國知識份子共同的天命，「民主、自由、開放、多元」是北大的校園精神，亦是北大人的共同天命，一代一代的北大人以此開啟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創造力量，一代一代的北大人亦以此文化新生命的繼承力量發展出中國文化新生的生命，更帶領著復起中國生命以自我造命，充分發揮未來中國人共同運命的追隨力量，兩岸中國的知識份子以共同承擔的天命，為中華歷史文化與共同運命走出明天一條和平、和諧的康莊大道，這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